安古洛12月战罗德里格兹

当非政府组织遭遇设立的申请被驳回，被课以罚款、税额或其他制裁，或被判以解散、终止组织的处分时，应向法院上诉。

{5}刘兆兴、孙瑜、董礼胜：《德国行政法——与中国的比较》，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149页。法国1958年《宪法》没有规定议会是行使国家立法权的唯一机关，而是赋予行政部门广泛的立法权限。

其二，与德、美的权力制衡型立法模式相比，我国因行政诉讼法将行政授权立法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因而也不能针对行政授权立法进行司法监督，由此使得我们丧失了一个保障行政授权立法正当性的重要屏障。[3]陈伯礼：《授权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4]孙笑侠、应永宏：《程序与法律形式化——兼论现代法律程序的特征和要素》，《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此外，有的西方国家（如英、美）还赋予立法机关以保留听证权，要求政府的行政授权立法须接受议会或国会听证程序的质询，否则立法无效。其结果是，增大了行政授权立法的任意性，致使行政机关可以无限制地滥用立法权以谋取部门私利，出现了所谓的立法腐败，即以法谋权、以权谋利的现象。第四，修改《立法法》第59条关于国务院对行政法规草案的自我审批规定，将此审批权收归人大及其常委会，以此建立我国立法机关对行政授权立法的主动审批机制，同时立法机关还需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对审批的方式、程序、期限、效力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使其具备切实的可操作性。

{13}孙笑侠、应永宏：《程序与法律形式化——兼论现代法律程序的特征和要素》，《现代法学》2002年第2期。英国所有的政府立法都是基于议会委托的行政授权立法，而且这种立法活动受到了议会较为严格的监督与控制，使得议会在行政授权立法过程中起到了先决性的主导作用，这既是英国行政授权立法模式的显著特点，也是其在保障行政授权立法权被正当行使的制度优势所在。但这种财政上混乱、失控的局面与法治国家的应然财政秩序相距甚远，既不利于在涉及国家财富的动用、支出等问题上落实人民主权原则，也不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真正实施，必须加强对该问题的研究，为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这一权力提供宪法理论根据，[4]建立起一套完整统一、公开透明、公正民主的预算制度。

[20]与之相适应，我国的《宪法》和《预算法》也都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有权代表人民审查和批准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草案。目前的人大议事规则通过财经委、预工委对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使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实际审查提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财政部门应将详细预算在将预算草案提交财经委和预工委初审时也一并交给人大代表，让他们有充分的时间审阅、判断和进行必要的调研。另一方面，权力有作恶的滥用的自然本性，[9]是不得已存在之恶，人民必须时刻通过法律保持对行政权的警惕和控制。

全国人大会会议期间，财经委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对中央及地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结果报告，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并将关于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决议草案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3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第2条。

可以说，议会就是因公共财政而产生，对公共财政的控制也是议会的主要职责。而目前人大代表所拥有的修改建议权曾并不具备这样的法律效果。[24]戴志勇、蔡定剑：《如何全程看紧政府的钱袋子——上海市闵行区公共预算启示》，《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除了预算草案信息的公开以外，财经委、预工委对预算草案的初审、人大对预算草案进行会议审查过程的信息也应向公众公开，包括允许公众旁听、对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项目的审议举行公听会，以使公众及时了解预算审议中的热点、争点并参与到审议过程。

因此人大代表一般不敢轻易行使预算否决权。[42]2009年上海闵行区人大也开始了相关试点，但迄今还没有在县以上的人大做过。如对初审中的听取意见程序，应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在初审阶段，可以就预算草案中的部分项目举行座谈会、论证会、听取公众和有关专业人士的意见，也可以通过质询、举行听证会等方式，要求财政部门及相关政府部门就有关收支项目的合法性、合理性接受公众和委员会的提问，进行口头答辩。如在美国，尽管总统享有预算提案权，但对于财政事项，国会拥有最终决定权，对政府预算提案拥有完全自由的修正权（但对国会通过的预算，总统拥有否决权）。

[10]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91页。[2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62条、第99条。

国会预算办公室负责在经济形势预测和财政收入估计方面给两院的预算委员会提供技术上的帮助，预算委员会则具体组织对预算草案的审核。我国可以从明确预算审议的程序，强化预算信息的公开，使预算的初步审查法制化，并赋予代表对预算案的修正权等路径出发，既避免对人大制度作激进调整，又切实发挥人大对预算的审批权。

[49]法国议会从每年10月份的第一周开始审议预算案，直到12月，议会审议时间达3个月。因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和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38]所以，许多对预算草案不满意的代表在表决时仍不得不无奈地投赞成票。《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第2条则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预算工作委员会通报有关中央预算编制的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举行的一个半月前，将中央预算初步方案提交财政经济委员会，由财政经济委员会对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中央预算草案的主要内容进行初步审查。修正案与修改建议本质一致，都是对某问题的修改意见，却具有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无论是《宪法》、《预算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都没有对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予以明确，这使得人大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均无矩可循。

让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群体在编制和审议单纯的财政预算程序中学会竞争和妥协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真正参与决策的能力，防止社会的激烈冲突造成民主化的夭折。这使得财经委、预工委的初审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化、随意化、神秘化的状态，既不利于初审的法制化与正规化，也不利于预算初审阶段的公众参与。

这不能不说是《预算法》这一关于政府预算的基本法律的重大立法缺陷。在这方面，有些地方如安徽省1999年已制定了《安徽省预算追加听证办法》，对一些数额较大、影响面较广的追加项目，实行由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听证制度。

美国从总统在每年2月的第一个周一前将预算草案提交议会，到6月30日前，国会完成年度拨款议案，时间长达6个月。[18]目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十分强调议会对政府预算的控制权。

[25]参见李忠：《国家机关行为的形式合宪性问题——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个案分析》，《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6年上升到18．73％。可见，尽管我国近年来在政府预算信息公开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预算信息的公开上，仍可谓任重而道远。我国预算长期以来一直采取综合审批制，即将所有的预算收支全部集中在一件预算审批提案中由人大代表投票通过。

（4）2009年3月，承德人大常委会在预审阶段两次将政府预算驳回。（三）健全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审批程序是人大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西谚云：正义不仅必须实现，且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除了技术原因外，个人意识也跟不上，最为关键的是，他们可能会因此利益受损。如果公众无法通过审查政府预算草案来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就无法保证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也就谈不上限制政府和宪政精神。

预算信息公开一、问题的提出在经济匮乏的年代，政府掌握的公共资金有限，人们一般也就不会十分关心公共财政的问题。第三，确立分项审批的表决方式。

[21]但在实践中，人大对政府预算的审查却缺少刚性，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人大对政府预算基本都是一次通过，政府给什么看什么，说什么听什么，报什么批什么，过场走得有条不紊，代表在迷糊中举手为预算履行合法手续。1640年，议会与王权之问的暴力抵抗——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又确定了财政支出必须由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下议院批准的原则，即政府预算必须经议会审议批准，议会有权对政府预算进行修正。再如，上海市14年内对私车车牌进行拍卖收入约为137．54亿元，这些天价车牌拍卖费也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用到哪里去了?至今成谜。批税权成功地限制了国王以各种形式非法征取臣民财产的权力，从源头上制约了行政权滥用的冲动。

如美国国会设有预算办公室，[47]参、众两院都设有预算委员会。[17]英国的代议制宪政模式，基本上奠定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模式的蓝本。

因此，财经委、预工委的初步审查结论以具备建议性而非强制性为宜，但财经委、预工委应形成初步审查报告，在人大会议上将初步审查结果向代表予以报告，如果有政府拒绝依据初审意见修改的情形，也应一并说明，并可建议代表行使否决权。怪象之二：2008年末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后，由于4万亿的具体流向和决定程序不甚明晰，结果国家发改委周边旅馆很快爆满，各地都在跑部钱进，几乎每个省都挑灯夜战，在短时间内拿出了上百个项目，以期搭上4万亿这趟便车。

而我国现行预算法律法规中预算审批程序的不明确、人大会议会期过短、议题过多、人大代表缺少对预算草案修正权等因素却使得很多人大代表在审查预算草案时心有余而力不足。[32]在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上，目前我国不少地方的预算草案也十分简单，尽管我国实行复式预算已有一段时间，并形成了复式预算的基本结构，既预算科目包括类、款、项、目4个层次，但政府报送的预算草案却只要求科目列到类、重要的列到款，[33]对真正体现预算资金流向的款、项、目3个层次鲜有涉及。